导读：舞弊调查，在谈话过程中实质上就是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员之间的博弈，那么就会涉及到对抗条件的探讨，本文即是分析对抗条件的得失权衡。

       对抗条件是决定被调查人对抗行为存在、发展的内部原因，同时对抗条件也是制约和影响对抗行为存在、发展的外部因素。有条件对抗被调查人才会选择对抗，如果没有了对抗条件，被调查人就会放弃对抗。如同儿童与青少年者进行武力对抗，显然儿童没有与青少年进行武力对抗的条件，儿童失去了武力对抗的条件只能选择放弃。由此，被调查人选择的对抗调查，是在有条件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。被调查人的对抗条件，是建立在违法违纪事实没有暴露的基础上的。如果违法违纪事实已被纪检监察机关查清，自己即使不如实供述也不能影响纪检监察机关对自己的处罚，在无法逃避损失后果的情况下，就失去了对抗条件，被调查人的对抗也就失去了意义，自然放弃对抗。

      “条件”认知的程度决定了被调查人对抗调查的行为方向。在很多时候调查人员手里并没有掌握被调查人的违法违纪证据，“ 谈话”被调查人的目的就是要让被调查人自己交出违法违纪证据，被调查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供述自己的违法违纪事实的。如果被调查人明知调查人员没有掌握自己的违法违纪证据，证明自己违法违纪还要依赖自己的供述，自己还有条件对抗，那么被调查人能够选择放弃对抗吗?显然不会的。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被调查人在有条件对抗的情况下放弃对抗呢?这是由被调查人对“条件”认知的程度决定的，在“谈话” 活动中， 调查人员的态势以及所提供的信息，足以使被调查在人感觉到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违法违纪证据，或者是违法违纪信息，认知的结果是对抗条件的丧失，这实际上是对“条件”认知的错觉造成的，是误以为“条件”的丧失。这正是调查人员在没有掌握被调查人违法违纪证据的情况下，能够使被调查人供述违法违纪事实的重要基础。

      “对抗条件”的把握程度决定了被调查人的对抗程度。对违法违纪事实暴露程度的把握，实际上就是对抗条件的认知。全部违法违纪事实的暴露与局部违法违纪事实的暴露，多个违法违纪事实的暴露与部分违法违纪事实的暴露，是被调查人选择全部供述还是部分供述的重要基础。如果被调查人的认知是全部的违法违纪事实的暴露，那么就有可能选择供述全部，如果被调查人的认知是部分的违法违纪事实的暴露，那么他就不可能选择供述全部的违法违纪事实，而会选择暴露多少就供述多少，这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的。在“谈话”活动中调查人员如何组织“对抗条件” 的认知?是全部的“对抗条件”的丧失，还是部分的“对抗条件”的丧失， 是由“谈话”的目的所决定的。调查违法违纪是全部的违法违纪行为，而不是局部的违法违纪行为，所以调查人员在组织对被调查人的信息影响时，是让被调查人产生对全部的违法违纪事实的认知，避免被调查人对局部的违法违纪事实的认知。如果让被调查人产生的是局部的违法违纪事实的认知，那么被调查人只能供述局部的违法违纪事实，从而掩盖了其他的违法违纪事实。所以“对抗条件”的丧失，是整体的还是个体的，对被调查人的对抗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       违法违纪行为的记忆是被调查人“对抗条件”产生的基础。首先调查“谈话”是在调查“谈话"者预先认为被调查人有违法违纪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，而这个前提的产生则是基于被调查人的违法违纪记忆，没有违法违纪记忆就不存在对抗，被调查人实施了违法违纪行为，因为这种行为是社会的否定行为，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行为，由此才会引起对抗，如果没有违法违纪的行为记忆，那就不存在对违法违纪行为的隐瞒和对抗了。被调查人的“对抗条件"依赖于违法违纪的行为记忆，在被调查人实施违法违纪活动的过程中，那些能够证明违法违纪行为的因素，和违法违纪事实暴露的可能性，对被调查人心理的“对抗条件”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违法违纪行为的记忆是被调查人自我确认的依据，被调查人在被“谈话”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违法违纪的记忆是被调查人对抗的前提，没有违法违纪记忆就不存在对抗的问题了。在“谈话"的空间里，对违法违纪行为的记忆是模拟产生、再现的，在“谈话”的空间里，调查人员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模拟程度，对被调查人的对抗条件的认知有着重要影响。调查人员模拟的违法违纪事实与被调查人的行为记忆相吻合，被调查人的对抗条件就会自动丧失，反之就会被强化。再者，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征反映，违法违纪的行为记忆在调查人员外来的信息刺激下被激活，自然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出来(这是形体语言研究的结果)。例如，被调查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违纪事实，对抗调查“谈话"的基本方法就是"谎言”，这种“谎言”在外来的信息刺激下，总会通过说谎者的外部形体反映出来，告诉别人自己在说谎。另外，说谎者引发的心理焦虑，促成了自我对抗条件的降低和削弱，由此违法违纪的行为记忆是隐瞒违法违纪事实的天敌。